鬼谷子是苏秦的老师吗

2019-12-25 作者:世界历史   |   浏览(130)

再者,《战国策》大量的展示了纵横策士们铺张扬厉的游说之词,所谓“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其词或披肝沥胆、剖露心迹,或激扬磊落、感人肺腑,或侈陈厉害、危言耸听,“沉而快,雄而隽”,气势充沛,如江河直下;文笔流丽酣畅,美妙动人,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策士们还好以寓言说事,所以《战国策》多寓言故事,所谓“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这与诸子文章一样,也是游说的需要。读策士们的说辞,好像是专以口舌辞说取得成功。其实,他们都是通晓各国政治历史,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虽然主张不同,但是只要迎合君王的需要,他们是足以充当“智库”的。这就是在七雄纷争的时代,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和机遇,造就了他们的成功。

纵横家的政治谋略和游说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书·艺文志》中包括“《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卷”的“从横十二家”著作,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相继亡佚。司马迁的《史记·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主要依据纵横家后学“拟作”的长篇游说资料,认为苏秦与张仪是同时搞合纵连横的敌对人物。这种说法,遭到后世学者的质疑。因此,传世的“纵横家”著作,就仅剩尚存争议的《鬼谷子》了。

《战国策》的“叛经离道”,背离了儒家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一直为儒家正统观念所鄙弃。宋代的曾巩重校刊刻《战国策》,并非为了弘扬这部名着,而是为了作为批判的箭靶。他认为战国策士只知“论诈”、“言战”,驰骋辩说,其所作所为完全有悖于先王之道与孔、孟之意,所以终至亡身灭国,“为世之祸”。刊刻是为了“放而绝之”,目的在于“明其说于天下”,“知其说之不可从”。明末的陆陇其,一方面认为“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又认为“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此书有大毒,要“去毒”。另一方面,《战国策》作为“史料”而言,也的确存在着真赝杂糅、真伪参半而又年代不详等问题,掺入不少“增饰非实”之辞,影响了后人史着的写作,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也将错就错地引用《战国策》史料的许多错误,因此为后代考文者所诟病。今人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称,今本《战国策》中属于拟托之作,竟有九十八篇之多。缪文远之作,萃集众家之说,分析判断,旁通曲证,求其本真,堪称辨伪的集大成着作,可以让我们了解今本《战国策》的真伪。今天读者阅读,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战国策》。此外,缪文远的《战国策新校注》,何建章的《战国策注释》,在细致考辨的基础上重新校注,都是值得细读的着作。另外,一九七三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种类似《战国策》的帛书,共二十七章,一万一千多字,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战国纵横家书》。在这部《战国纵横家书》中,有十章见于《战国策》,八章见于《史记》,有十六章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据考证,这大概是秦汉之际编辑的一种纵横家言的选本,尤其保存了大量已经散佚的苏秦游说资料,可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错误,也可以补充战国时代的一些史料。拿它与《战国策》对照而读,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补充。

苏秦一生的主要事迹,是作为燕昭王的亲信出使齐国,执行“以弱燕并强齐”的特殊使命。他凭着聪明才智,很快便取得齐闵王的信任,被任为齐相。苏秦先是策划齐国“举宋”、合纵五国(齐、赵、韩、魏、燕)攻秦、分化“齐、赵之交”,以便实现振兴燕国的“大事”。接着,在苏秦的策划下,公元前284年,由乐毅统率五国(燕、秦、韩、赵、魏)联军讨伐齐国。

其次是赤裸裸地宣扬重利轻义的价值观与鄙视传统的行为准则。战国时期的纵横策士,并非有始终如一的政治主张,当然更谈不上信仰。纵横之术,不过是他们猎取富贵功名的工具。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虽使出浑身解数而惠王不用。在秦国碰了一鼻子灰,苏秦回到家里又受到家里人的冷落,此时他说的一句话,颇能揭示当时的心态:“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求取卿相之尊”,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顽强进取的力量。苏秦感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势位富贵”是他的最高理想。同样的像张仪,尽管不断受挫,但“舌在足矣”,支持他的也是要猎取“势位富贵”。纵横策士以追求富贵作为自己的理想,以有利可图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公开打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的旗帜。吕不韦以商人贾利的算计立秦异人,秦宣太后甚至以“髀加妾之身”“少有利焉”这样粗俗的比喻,决定是否出兵救韩。这与儒家的“君子不言利”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里,发现有十六章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其中十四章“佚书”是连司马迁也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这为我们搜集、整理和审视《苏子》《张子》以及《鬼谷子》的相关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国的时代精神,还体现在另两种人身上。一个是当时眼光敏锐的君王,一个是出身草根的行侠之士。在七国争雄的背景下,君王们需要“智库”,寻找“智库”,纳士是明智之举。前面说的齐宣王、秦昭王、燕昭王,迎合了时代的要求。战国又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表面上看是一次军事改革,本质上也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是一场移风易俗的大变革。赵武灵王改革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国外族的入侵。虽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但他用“时移则势易”的辩证观点,批判了那些因循守旧的保守派,向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行侠之士的代表有荆轲、聂政、豫让。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见义勇为,不畏强暴,重然诺,轻死生,敢于为反抗强暴而赴汤蹈火、壮烈牺牲。荆轲是一位反抗暴秦的英雄。在当时崇尚行侠的文化背景之中,荆轲是这些侠士的典型代表之一。聂政,出于感恩报德的动机,为严遂刺杀韩相国韩傀。豫让则更为惨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又吞炭为哑,变其音,忍辱负重,行刺赵襄子。今天,我们并不提倡这些侠士“士为知己者死”的冒险行刺作风,但这就是战国侠士的风神,这种为了正义为了报恩而献身的壮举,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

澎湃新闻:您在20世纪70年代就计划整理《苏子》《张子》《鬼谷子》和《战国纵横家书》这四部书,能否谈谈当时的初衷?

《战国策》是一部史书,但却不是一部信史。它虽是分国记事,但不像《左传》那样按照编年的次序记载历史,与其说它是一部国别史,毋宁说它是一部记录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的汇编。不过,尽管《战国策》非信史,这部奇书却为我们描绘出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时代风貌与瑰丽恣肆的人文精神。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27章中,有16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根据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纪年木牍,可以确定该墓下葬的时间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文物》1974年第7期),即公元前168年。可见司马迁撰写《苏秦列传》《张仪列传》时,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已埋入地下60多年,他自然无缘目睹其中记录苏秦真实事迹的那些资料了。这就是司马迁“不采用《战国纵横家书》,而多取《战国策》内容”的原因。

《战国策》里首先高唱着的是重士贵士的思想,在《齐策四》的《齐宣王见颜斶章》里,颜斶公开亮出了“士贵耳,王者不贵”的口号,对于传统的“王者贵而士人贱”的观念给予极大的冲击。同样的,策士王斗要见齐宣王,竟要齐宣王亲自来迎接。“趋势”还是“趋士”,成为检验士人与君王态度的标准。贵士、重士的思想观念,不但是策士阶层本身的存在与追求,也为一些思想敏锐的国君所接受。秦昭王见范睢,又是“屏左右”,又是“虚无人”,一而再地“跪而请”,礼节隆重,态度恳切,完全丧失了君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威风。至于燕昭王,则筑黄金台大规模地求士了。作者刻意突出士的重要作用,宣扬贵士重士的思想,体现了战国时期对知识和士人的尊重。

蔡运章著《苏子辑校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

与追逐功利思想紧密相联的,是对礼义诚信的否定。《左传》有浓厚的崇礼倾向,然而在《战国策》中,作者鼓吹的是不择手段追逐功利的人生哲学,什么礼义诚信,忠孝廉耻,都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丝毫无法规范士人们的行为。在战国时代,礼义诚信受到冷落与鄙弃,已是很普遍的情况。苏秦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之后家人对他截然不同的态度,已足以说明在当时的一般家庭当中,维系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已不再是虚伪的孝悌礼义,而是功名富贵。战国策士否定礼义,鄙弃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崇尚的是权谋,是对背信弃义的无所谓。正如刘向所说是“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张仪以六百里地骗楚怀王之事,大家最为熟悉。同类的例子还不少。真正代表《战国策》一书的主要倾向的,是以苏秦、张仪等人为代表的纵横家的思想。纵横家的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无怪乎后人惊呼:“《战国策》,叛经离道之书也。”

据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谓起贾”章,“天下剂齐不待夏。……而武安君之弃祸存身之诀也。”该篇是苏秦派使者去游说秦国将领“起贾”的说辞。这说明公元前284年春季,在乐毅统率五国(燕、秦、韩、赵、魏)攻破齐国的前夕,苏秦尚未殉难。

与《左传》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完全不同的是,《战国策》展现了纵横策士全新的、“独创的”纵横策士的思想,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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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又称《国策》,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经典着作。中国历史上的“春秋”之称,是从当时鲁国编年史《春秋》一书而得名的。“战国”一词,虽然在战国时代已有,但只是用来指称当时的七大强国。不过汉人也有称战国的,如刘向。又因为《战国策》经过西汉刘向的整理命名之后,“战国”作为继春秋之后一个时代的名称,遂为后代学者所共认。《战国策》在未经整理校定之前,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整理校定之前,《战国策》卷帙颇为混乱,文字错讹甚多。西汉刘向就中秘所藏之书,以国分别,以时相次,去其重复,校成定本,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合为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

蔡运章:司马迁的《史记·苏秦列传》《张仪列传》,认为苏秦与张仪是同时搞合纵连横的敌对人物。

战国的时代,是众士如云唱大风的时代。《战国策》真实地展现纵横策士的风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苏秦和张仪。苏秦起于“草根”,不过“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他曾自称为“东周之鄙人”。张仪也经历过失败的痛苦,和苏秦一样,有着坚忍不拔、顽强进取的精神。他们都是由失败走向成功的纵横家的英雄。多智善谋,或者说擅于“长短纵横之术”,是战国策士们最大的本领。智慧的运用,又转化为具体的谋略与计策。范睢的“远交近攻”的策略,冯谖为孟尝君经营三窟,邹忌讽齐威王纳谏,不能不说是策士智谋的成功。甚至一位女子齐君王后,也能以“引椎击破玉连环”的智慧击碎秦王的挑衅。智慧的运用,在于深刻地把握种种矛盾的复杂关系,充分利用诸矛盾之间的交叉点与空隙,把握矛盾冲突中所产生的有利机制,利用矛盾,制裁他人。策士游说诸侯,要洞悉天下大势,熟知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把握列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恩恩怨怨,还要准确掌握此时此地人主的心态,投其所好,才能成功。战国是一个崇尚智慧的时代。智谋策略是策士的资本,反映了知识阶层的智能与价值。作者大力崇尚智谋策略,与其重士贵士的思想倾向是相一致的,同样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作者描绘了众多奇智异策的诡谲多变与成功,无疑为策士这一人物群像增添了异彩。

澎湃新闻:后人对苏秦的评价毁誉参半,如王安石诗作《苏秦》云:“已分将身死势权,恶名磨灭几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后,却悔初无二顷田。”如何客观地对先秦苏秦等纵横家进行评价?

纵横家是战国秦汉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学派。《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从横十二家”著作早已亡佚,因而后人了解纵横家的事迹,主要依靠《史记》和《战国策》等史料。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无疑对战国纵横家研究有着重大推进作用。《战国纵横家书》是否颠覆了传世文献?我们该如何协调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澎湃新闻专访了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运章先生,请他为我们讲述战国纵横家背后的故事。

苏秦、张仪所代表的纵横家,大都是当时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司马迁在《苏秦列传》结尾时说:“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夫苏秦起于闾巷,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盐铁论·褒贤》载:“苏秦、张仪,智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万乘之主莫不屈礼卑辞,重币请交,此所谓天下名士也。”《论衡·答佞篇》说:“太史公叙言众贤,仪、秦有篇,无嫉恶之文,功钧名敌,不异于贤。……仪、秦,排难之人也,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当此之时,稷、契不能与之争计,禹、皋陶不能与之比效。”《文心雕龙·论说》说:苏秦“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因此,在《战国策》《盐铁论》等著作里,都把苏秦、张仪誉为能说服天下的“贤人”和“名士”。这是站在战国历史发展的最高层面上,对苏秦、张仪历史功绩的正确评价。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走向富强,迅速形成蚕食山东六国的战略态势。刘向《战国策书录》说:“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珍、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从此诸侯各国间的合纵连横运动,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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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说明张仪连横的战略对手是公孙衍而非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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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运章:长期以来,儒、法诸家出于“门户之见”,都极力贬斥纵横家的历史功绩。《孟子·离娄》载:“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朱熹注:“结连诸侯,如苏秦、张仪之类。”《韩非子·五蠧》则视纵横家为“从横之党”。三国时的秦宓说:“战国反覆仪、秦之术。”(《三国志·蜀书·秦宓传》)明儒宋濓《诸子辨》说:纵横家“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宋濓《宋学士全集》)这说明儒、法诸家对纵横家的贬斥态度。

蔡运章:战国之世,诸侯称雄,列国纷争。但是,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黄金时代。

蔡运章:我了解纵横家是从苏秦开始的。幼年时家父教我读《三字经》,知道古代有位名叫苏秦的先贤,是洛阳太平庄人。他年轻时“锥刺骨”,发奋苦读,后来曾“肩佩六国相印”。当我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后,阅读《战国策》和《史记·苏秦列传》等史书,才对苏秦的事迹有了深入地了解。

澎湃新闻:有学者认为《鬼谷子》一书乃苏秦伪造,那么《苏秦书》《鬼谷子》和《苏子》的关系如何?

澎湃新闻:您认为张仪和苏秦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有何依据?

《苏子》《张子》是苏秦、张仪及其学派书信和游说辞的总集。虽然《鬼谷子》是“苏秦纂述师说之书”,但其内容与《苏子》《张子》明显有别。传本《鬼谷子》里没有苏秦、张仪的书信和游说辞,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和《史记》也未收录《鬼谷子》的篇章。这说明《苏子》《张子》《鬼谷子》各自独立,不相“掺和”。因此,那种《鬼谷子》乃“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的说法,不足为据。

蔡运章

“鬼谷”的地名,最早见于《史记·甘茂列传》。因此,学者多认为鬼谷子隐居的地点,当在今洛阳市汝阳县南七里的云梦山。

战国初年,诸侯各国先后进行了政治革改,新兴的地主阶政权,大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因为各国都“务在强兵并敌”,致使“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

明代人想象中的鬼谷子形象(《三才图会·人物十卷》)

《鬼谷子》是纵横家的理论经典。它的佚文和书名,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苑·善说》,西晋皇甫谧专门为之作注,足见该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流传于世。苏秦是鬼谷子晚年的学生。唐儒马总《意林》在《鬼谷子》卷首按语里指出“此苏秦作书记之也”。俞棪《鬼谷子真伪考》说:“余尝疑此书,大体为苏秦纂述师说之作。”可见《鬼谷子》乃是苏秦整理师说而编成的著作。

洛阳市汝阳县云梦山的鬼谷洞

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残卷

纵横家是中国古代“九流十家”的重要学派,在战国秦汉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史记·滑稽列传》说:“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由此可见,苏秦、张仪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派兵攻占燕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燕王哙被齐军杀死。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名职,前311-前279年在位)即位后,把齐国“破燕”看作奇耻大辱,立志报仇雪恨。他筑起黄金台,招揽四方贤士。《说苑·君道》载:“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这里的“苏子”就是苏秦。燕昭王对苏秦的到来非常重视,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并设盛宴款待。时在公元前308年。

澎湃新闻:司马迁写《史记》为何不采用《战国纵横家书》,而多取《战国策》的内容?

苏秦、张仪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纵横家书信和游说辞的汇编。《鬼谷子》《苏子》《张子》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被此互相牵连,堪称纵横家的“四大经典”著作,也是研究纵横家和战国历史的珍贵文献。这就是我当初要搜集、整理、校勘和注释这四本著作的基本想法。

民本思想和士人精神是战国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在周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的指引下,列国统治者多能礼贤下士,以师相待。齐宣王说:“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欲决霸王之名,不如备两周辩知之士。”齐相孟尝君有“食客三千人”,赵相平原君有宾客“至者数千人”,就是当时社会崇尚士人风气的产物。

据《汉书·杜周传赞》集注,东汉服虔、唐颜师古诸儒都将《鬼谷子》称为“《苏秦书》”。乐壹《鬼谷子》注以为,“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把“《鬼谷子》二卷”直署为“苏秦撰”。致使清儒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把《鬼谷子》误为《苏子》来辑录了。

这年夏天,当乐毅率领五国联军攻破齐都临淄时,齐闵王方如梦初醒,恼怒万分,便以“阴与燕谋齐”的罪名,将苏秦车裂处死。苏秦忠于燕国,以身殉职,被视“为燕之尾生”。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罢拙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民本思想和士人自由活动的社会氛围,就已荡然不存。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统治者,或为只知掠夺杀戮的游牧部落首领,或为地方割据的军阀势力,或为苟延残喘的没落贵族。他们既没有礼贤下士的民本观念,也缺乏招贤纳士的广阔胸怀。当时的社会里,早已失去允许纵横家生存的宽松土壤。这就是我国后来的大分裂时代,很难再看到战国纵横家那种“策士”群体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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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邦”张仪铜戈(《文物》2012年第8期)

蔡运章:因为《苏子》《张子》早已失传,后来的人们难以窥知其真实面目。而《鬼谷子》始见于《隋书·艺文志》。致使三者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难以厘清。

澎湃新闻:为何只有战国时代才是孕育纵横家的土壤,而在后来的大分裂时代如五胡十六国等时期很难再看到此种身份的人?

据《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时在公元前328年。秦武王二年“张仪死于魏”。《史记·魏世家》也说:魏襄王“十年,张仪死。”这说明张仪死于公元前309年。

西汉晚期,刘向“校《战国策》书”,乃是依据皇家收藏的“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脩书》”等册子。司马迁编写《史记》战国部分时,《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颇可采者”,也是来自诸如“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一类的册子。

蔡运章:司马迁的《史记》“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被誉为“史家绝唱”。司马迁在“周南”受父命“述《史记》”,时在汉武帝元封元年。而其真正着手蒐集史料,则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

长期以来,学者多把《苏子》《张子》与《鬼谷子》混为一谈。一是以为“《汉志》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东汉人荟萃二书之言为此,而托于《鬼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是以为“班固《汉志》所以没有《鬼谷子》书,实在因为没有这部书。到东汉,本《苏子》书,改成了《鬼谷子》书。于是《隋志》才有《鬼谷子》,而《苏子》书也同时亡了”(朱星元《战国纵横家学研究》)。三是以为“在秦汉时期,《鬼谷子》的內容依附于《苏子》,当时没有《鬼谷子》这样的称谓;魏晋以后才脱离《苏子》而流传”(《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1期)。由此可见,《苏子》《张子》与《鬼谷子》的纠结状况。

由此可见,苏秦大体应比张仪晚一代人。他们既不是同时师事鬼谷子的同学,更不是同时进行合纵连横的对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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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陈珍章”有“今者秦立于门”语,这里的“秦”就是苏秦。可见公元前312年苏秦到陈轸门下游说时,还是个刚涉世事的年轻人。而这时张仪早已名冠诸侯,步入老年。

苏秦初次出游,失败而归,受到父母妻嫂的冷遇。他便找出太公《阴符》等书,发奋苦读,“揣摩”列国时事。他每当读书困乏欲睡时,就“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继续苦读。一年多后,苏秦便完成对列国形势的揣摩分析,信心倍增。这时,他听到燕昭王招贤纳士的大好消息,决心北投燕国,去施展才华。

位于洛阳太平庄村南的苏秦冢

张仪辅佐秦惠文王推行连横战略,为秦国开疆扩土,功绩卓著。秦相甘茂对秦武王说:“臣闻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为多张仪而贤先王。”(《秦策二》“秦武王谓甘茂”章)李斯曾上书说:“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驰至今。”(《史记·李斯列传》)这些都是对张仪历史功绩的高度总结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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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在“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史记·滑稽列传》)的社会氛围里,纵横家己是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仅《战国策》所见就有200多人。他们多被称为“游土”“策士”“辨士”“智士”或“权变之士”,而洛阳人苏秦、苏代、苏厉兄弟和周最,也被称为“两周辩知之士”。由此可见,战国时期“士气高张”的基本状况。

洛阳是纵横家的重要发祥地。鬼谷子是纵横家的鼻祖,其里籍有“楚人”、“河南府人”的不同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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