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道德观,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2019-12-25 作者:世界历史   |   浏览(102)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见第四届道德模范代表,2014年赴河南兰考调研,2015年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等多个场合提倡“见贤思齐”。作为国人常说常用的一句古语,“见贤思齐”看似简单平常,但其实内涵很丰富。

风雨五千年,华章不断,文化万古芳,千载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以富民、爱民、宽民为重,把民众摆在重要地位,统治者要认真严肃地对待政事,取信于民,仁爱百姓,孔子的这种思想得到后世思想家的阐发。”孟子认为,民、社稷、君三者的关系,民最为重要,没有民心的安定,就没有社稷的稳固,也就没有君主的权位.孔子重视民的衣食等物质利益,但他认为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一味地追求利,把重义或重利作为区别君子、小人的分野。人际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述为:“君子和而不同”,“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见贤思齐”出自《论语·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从大处来讲,“见贤思齐”有文化传承的意义在里面。孔子被称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我们如果要表彰六经,继承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的优秀文化,重点不在于记住一些理念,甚至一些书文,而重点是学习创造中华文明先行者的智见与业绩,要心存敬意,向这些先圣先贤学习。

中国,这个拥有着五千年文化传承和积淀的国度,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以及学术文化传承中的大浪淘沙下,中国古代新颖独特的的道德修养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最终确立为一种修身宗旨:一是修己成人,二是修己安人,三是修己善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国古代德治思想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丰富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我国古代德治思想,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我国古代德治思想是一个丰富而完整的理论体系,现择其要者概述于下。

中华文明之道,其早期主导思想就是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代圣贤,他们内圣外王,有感召力,思想境界高,同时又有辉煌事功。就像孔子讲的能够“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向这些先贤学习。而后有孔子孟子与后儒加以继承发扬,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和基本道德规范。

中华民族历来被誉为“礼仪之邦”,这种称谓并非空穴来风,与中国古人重视自身道德修养有着深刻的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一、任人唯贤的思想

孔子孟子教育子弟,要他们读经典,更侧重在讲一些圣贤的故事。事实上六经所记录的,也正是这些古代圣贤创业的历程和觉解。学习《论语》《孟子》要体会孔孟的气象、抱负和见识,用以丰富我们的智慧。中国历史一方面从正面去总结学习前人的经验,另一方面又从反面吸取失败的教训。夏桀、殷纣暴虐无道,把各自王朝给葬送掉。“殷鉴”遂成为借鉴历史教训的代名词。孔子以后还有秦始皇焚书坑儒、严刑酷法、滥用民力,二世而亡。贾谊《过秦论》里就总结说,秦之速亡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后来唐太宗又总结隋炀帝的教训而有贞观之治。所以中华文化的发展里面,既重视正面的老师,也重视反面的教员,历来如此。这也正应了《老子》的那句话:“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这样去把握中国文化的进路,就比较生动,就活泼泼的。

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使中国修身养性之道内容丰富,独具其鲜明特色,可以说这些经风历雨而流传下来的这些处世典范,是中华民族道德教育与建设的传奇智慧之源泉,参天大树之根本。《大学》中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言论,《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评语,《论语》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之说教,诸多智慧的浓缩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芳名。

我国古代德治思想最为重要的方面是注重治国者的素质,治国者的素质成为善政德治的关键环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这个关键环节可以概括为贤者治国。所谓贤者,司马光讲,“德行高人谓之贤”(《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朱熹讲,“贤,有德者”(《论语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我国古代德治思想注重君、臣的自身修养,提倡为君者要有君道,为臣者要有臣道,其中心内容是讲贤者治国,任贤选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从一般为人处世来讲,“见贤思齐”是人们学习、修身、进学的最好方式之一。贤人是德才兼备者。荀子讲:“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我觉得讲得特别好。怎么进学?你要去找这样的贤人,你尊敬他喜欢他,你就会向他靠拢和学习,不是硬把一些理论、概念往自己脑子里塞。现在我们有些老师得不到学生的敬爱,自己人格缺少吸引力却喜欢向学生训话,越训学生越反感。古人说身教重于言教,就是因为身教具有真实性因而有示范作用。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它与我们的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有着相辅相成的互补作用,道德规范,它首先针对的是每一个个体,想要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则关键在于提升每一个道德主体的素质,而每个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主要是通过自身不断修炼而成的。由此即可看出,中国源远流长的道德观念教化之着眼点即在于培养每个人道德修养的意识和提升力行实践的水准。

孔子指出,作为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举贤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子认为,作为君主,修身至关重要,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孔子主张任用贤才,认为任用正直的人,民众才能信服,反之,任用不贤者,则民不服。孔子的任贤思想得到后世历代思想家们的继承和发展。

如何能够“见贤思齐”呢?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求仁无须好高骛远,可从身边开始,从自己做起。儒家讲究修身从孝悌起步,学乡里之贤者,然后再向外推,如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以推到很远很高的境界。

首先,修己成人,这是古人立身行世之本,《大学》有语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顾名思义就是修身养性之谓也,一个人行于世,想在世上立德、立言,必须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品行、气节、思想境界等各方面的素质,而这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宏图伟业的基石。古人对道德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才能,古人说:“德才兼备谓之圣人,德才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由此可以窥见古人“道德为才能之首”的道德观念。

孟子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辅世长民莫如德”,“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认为,作为君主,要自身正、行仁义,这样才能四海归顺,天下太平。孟子继承了孔子“举贤才”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尊贤使能的思想,主张任用官吏要尊崇贤者,使用能者,让他们在位在职。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向周边人学习,随时随地学习。这其中要注意所谓一般众人和贤人君子的区别常常不是很分明的。很多平凡人,只要你细心观察,就会看到他们身上“贤”的品质,有很多值得自己学习的优点。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而对于缺点,则要警惕。千万不要看不起身边的人,好像谁都不行,就自己好。

其次,修己安人,当自身的道德修养高度已经符合了古人对道德的界定,那么作为一个人,他就具备了“安人”的前提,孔夫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时我们立身行事、起心动念都必须要首先处处为他人谋福祉,祈福寿,而不再拘囿于自身这个小圈子,着眼于身边那些急需援手的人和事,竭一人之力为周身之人谋最多福祉。

汉代贾谊提出了“君明、吏贤、民治”的思想,他说:“故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故是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于吏也选之,然后国兴也。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君明而吏贤,吏贤而民治矣。”贾谊主张,作为君主要做到“明”,指君主要按“仁、义、礼、信、公、法”行事,才能慎于政事,选吏要任贤,吏以爱民为忠,这样,君明、吏贤,才能治民。他认为这是德治的关键。

孔子还有一句话:“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是更进一步讲,你一定要在善与不善、贤与不贤之间做出鲜明的选择,形成好的道德习惯和反应的敏锐性,不能在涉及原则的问题上采取“差不多就行”,好像无所谓的态度。看到好的,要老是觉得追也追不上;看到不好的,好像热水烫你的手,赶快缩回来,生怕受损伤。不能像有些贪官,开初得点小便宜,便自我感觉良好,最后被拉下水。有地位职权的人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只有防微杜渐,才能永葆清廉。

最终,修己善群,修身养性的最终归宿即在于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进而实现自身与群体自然的真正融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雄心伟志,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修身并不是我们境界修养的最终目的,相反,它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借此手段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可以显父母,亦可以建功立业,以流芳于后世,为万古凭吊。

朱熹也强调贤者治国是关键,他说,天下事有大根本,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八)“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论语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贤者,有德者,使之在位,则是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孟子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朱熹主张君主修身正心,认为这是最根本的大事,并主张举用贤才,任用有德有能者,这样,更加有利于治国安邦。

现在社会有一种风气,就是嘲弄崇高,满眼都是卑劣小人,一说模范和君子似乎都虚伪,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当然把一个人抬得太高、过度美化不好。不过要承认社会人群总是参差不齐,精神境界是有不同的,今天仍然如此。古人明白,从圣贤到君子到众人到小人到罪人,是有层次的。每个人都要向更高境界的人学习,努力提升自己。这里面关键是从小人提升为君子,即从功利境界提升到道德境界。这不能靠外在强制,而应是人的本性的需要,然后形成道德自觉。人的真正幸福感不仅要求活得舒服,还希望活得有尊严;君子因关心他人而有尊严,小人因损人利己而被人看不起。社会道德风气要靠君子群体带动。现在各地都有道德模范和大批志愿者,他们维持着社会正气,可敬可爱,我们要感恩,向他们看齐。

古代贤先圣人的智慧之光,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最终汇聚成一股耀眼的光芒,冲破天际的乌云阴霾,给日益骄奢、浮夸的炎黄子孙当头一棒,并为其指明了修身养性的方向。圣贤之论,国学之光,道德修养之精粹,对于现在被物欲蒙蔽双眼的中国人来说,仍然具有相当深刻的借鉴意义。

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古代社会的思想家们大都提倡加强君臣自身修养,倡导任贤选能,并把圣君贤臣看成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今天来看,我国古代推崇贤人治国,有其历史局限性,其最终目的是为维护古代君主的统治地位服务的,而其所谓贤者,也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而取舍的。尽管这样,贤者治国的优秀传统还是应该肯定和借鉴的,任人唯贤在新时代应有其全新的含义,应该按照新时代的用人标准选拔人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中国古代贤者治国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一大精华,应该为我们所继承和发扬。

“见贤思齐”是孔子“为己之学”的精要,《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成己而后成物,修己才能安人安百姓,所以我们修身要认真要坚持,要善于向古人和今人学习,使自己仁智勇兼备,才能做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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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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